不过旬月,传来消息，齐军前锋被伏击，小败于鲁。鲁国新君立。鲁侯奋·命鲁军集于鲁南,抗击齐军。又魏国出兵，借道于宋,已至鲁国梁父。
知道伐鲁之事已是难以成功，齐侯无奈,只得令齐军撤退。
与齐军战败的消息同时到临淄的，还有墨家矩子田襄子。
齐国伐鲁,有墨家弟子助鲁守城，并传讯于在秦国的矩子田襄子。田襄子奔临淄，本是来劝说齐侯罢兵的。但因鲁国早有准备，又有魏人相助，齐师败退，田襄子也就不用去劝齐侯了。
田襄子之“田”跟齐国田氏没什么关系,他是宋人。几年前,墨家前任矩子孟胜和一百八十义士为楚国阳城君守城而死，田襄子继任为矩子。
这位矩子四十余岁，身材高大,面容坚毅，如大多墨者一样，穿着粗陋短褐，腰间挂着一柄长剑。他继任时间不长,墨家人又总是来如影、去如风的,许多人都没见过这位矩子。他在泮宫出现，颇引起些轰动来。
今日正是泮宫中诸家辩诘的日子。
因有多家贤者在，人格外多,院子中几乎插脚不下。诸人却还是为矩子和墨家弟子们让出一块地方来。
鲁人抗齐，齐师战败撤退，之前邹子与齐侯在齐宫门前理论的“义”与“不义”，已不言自明，但并没见齐侯对田原这个“元凶”有什么惩处。那些在上书上签了名字，特别是跟随邹子去宫门前的士人们不免议论纷纷，故而今日辩诘就与“攻伐”有关。
儒家以邹子为首，主张的是看攻伐符不符合仁义之道。如先前山戎侵扰燕国，齐桓公为燕国伐山戎、征孤竹，便符合仁义之道，是义战。如十几年前魏国伐楚，占大梁、取襄陵，如几年前赵国伐卫，如齐国去年伐燕，今年伐鲁，都是为了攻城掠地，是不义之战。
墨家田襄子道：“听说这次齐国伐鲁便是以‘伐不孝不悌’这样的‘仁义之道’为名。如果这次齐军攻打进了鲁国都城曲阜，平定了鲁国诸公子之乱，助鲁国立了新君，未取鲁国一城一邑，那么齐国此次伐鲁在邹子看来，是否就是‘义战’？
“可是这‘义战’与‘不义之战’，齐军都是一样地破坏鲁国城池，杀死无辜鲁人，让鲁国破败不堪，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先生所谓‘仁义之道’，不过虚浮之名耳。
“凡是攻伐，便无义与不义之说。故而我墨家说‘非攻’，只有守国守城之战方为义战。”
邹子道：“不然。昔者，‘文王以文治，武王以武功，去民之灾。’去民之灾，得民之心，即为仁义。齐国伐鲁，若鲁人悦，箪食壶浆以迎齐师，便为仁义之战；若如当下，鲁人不悦，抗齐师于边邑，便非仁义之战。”①
两位大贤就义与不义、攻与非攻辩诘起来，各有各的侧重，各有各的道理。
崇信黄老的陶子行则秉持老子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”，认为穷兵黩武只会带来灾祸，所谓“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”②
有一个
大约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笑起来：“诸子谈论仁、义、道，说得着实好，可却不曾睁开眼看看这几百年来的天下大势。当年周王分封八百诸侯，到如今尚存者不过二十许，几十载乃至百载后，又有多少？”
这年轻人的话引起一片骚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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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不理骚动的人群，昂然道：“日后天下必再归于一！不征伐又如何归一？如今征伐之苦为归一途中之必然也。因征伐之苦，用仁、义、道这些虚浮之理阻挠征伐、妨碍一统，便譬如虫蚁之欲撼巨木，不自量耳！”
大贤们皱眉，却没有人斥责这个年轻人。辩诘便是这样，辩的是道理，不因辩者身份地位而有别。这个年轻人大约习的是刑名之学或是游说之术，更甚或是兵家弟子，故而极力为攻伐辩解，但他说的天下大势，确实也有道理。
诸大贤一时沉默。
人群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以不义之战，便是一统天下，可得久长乎？”
那年轻人哽住。
俞嬴道：“固然由分而合是天下大势，由分而合也免不了征战，但我们岂能因百年后之合，如今就不辨善恶，不论道义地看待每一场征伐？便譬如一个人，从出生便注定要死亡，我们岂会因几十年后要死，便不好好吃每一餐饭食？
“从三皇到五帝，从夏到商，从商到周，再到如今周室衰微、诸侯并立，千百年后不知是分是合、是谁之天下，而仁人志士所执着求索的，仁义理智、非攻兼爱、大道无为、‘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’③……却会流传下去，积淀在华夏血脉中。”
俞嬴顿了一下：“世事有变迁，朝代有兴衰，而‘仁’‘义’‘道’‘法’诸理长存！”
俞嬴说完，人群静默。
过了片刻，邹子打破静默，叹息道：“亦冲说得好啊。世事有变迁，朝代有兴衰，只要还有人在，诸理长存！’”
人群也哄然讨论开来。俞